一、冷战期间怎么和对方说话？
1.
巧撒娇：大多数男生都会有一种英雄情结，会希望保护容纳自己喜欢的人，那么撒娇就是一种刚好满足男生这种英雄情节的做法，柔柔的撒撒娇会让男生觉得你需要她。
2.
通过文字来求和：有很多情侣再吵完架之后是不想接听对方和与对方见面的，那么这时候你就可以给他发一条长长的短信或者邮件以及其他。
3.
道歉：如果吵架是因为你自己的无理取闹或者和小脾气什么的而产生的话，你就应该从自身出发找到自身的问题，向亲爱的他倒个歉撒撒小娇，跟他说你正确的认识到了自身错误，下次不再这样就妥妥地解决问题了。
二、儿子和儿媳冷战婆婆怎么跟儿子沟通？
当儿子和儿媳之间出现冷战时，婆婆作为家庭成员，可以采取以下步骤来帮助他们沟通和解决问题：
保持中立：婆婆应该尽量保持中立，避免偏袒任何一方，这样可以确保双方都感到被公平对待。
倾听和理解：与儿子沟通时，婆婆应该耐心倾听他的感受和想法，而不是立即给出建议或评判。
表达关心：婆婆可以表达对自己儿子的关心和爱，让他知道无论发生什么，家人都会支持他。
鼓励开放对话：鼓励儿子与儿媳进行开放和诚实的对话，解决问题而不是避免冲突。
提供建议：如果儿子愿意接受，婆婆可以提供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彼此。
强调家庭和谐的重要性：提醒儿子家庭和谐对整个家庭的重要性，以及和解对子女和孙辈的影响。
避免干预：如果儿子和儿媳之间的矛盾是他们的私事，婆婆应该避免过度干预，给他们一些空间来解决问题。
提供帮助：如果儿子和儿媳需要帮助，婆婆可以提出帮助他们，比如一起参加夫妻沟通工作坊或咨询专业人士。
建立信任：通过支持和支持，婆婆可以帮助建立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这对解决冷战至关重要。
作为调解者：如果情况需要，婆婆可以尝试作为调解者，帮助安排和平的对话，但她应该小心行事，不要显得强硬或指责。
在任何情况下，婆婆都应该谨慎行事，避免加剧矛盾，而是促进理解和和解。重要的是要记住，每个家庭和每对夫妻的情况都是独特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会因人而异。
三、老公因为婆婆和自己冷战怎么办？
首先双方都要反思，要冷静，要换位思考。体谅老公作为中间人的难处，做到互谅互让。
四、狮子冷战期间都在干嘛？
推广文化艺术。狮子座热爱艺术和生活品质,他们会推广本国的文化和艺术,通过文艺创作和宣传,展示自己国家的文化魅力。总之,在冷战期间,狮子座通常会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其中,用自己的贡献和行动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和尊严。
五、做月子期间和婆婆吵架了
做月子期间和婆婆吵架了 - 如何处理家庭矛盾
在一个人的一生中，面对家庭矛盾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是在做月子期间还是平日里，与婆婆吵架是一种常见的争执，特别是在中国家庭中。面对这样的困境，如何处理与婆婆的矛盾成为了年轻夫妇必须解决的问题。
了解婆媳关系的背景
婆婆和媳妇之间的矛盾始于古代社会的封建制度。传统观念中，婆婆是家庭的掌舵者，拥有家庭的权威。而媳妇则是入赘婆家的人，需要顺应婆家的规矩和期望。然而，这种观念在现代社会已经逐渐变化。
如今，年轻一代的女性更加独立并追求个人发展。在兼顾事业和家庭的压力下，与婆婆的矛盾也逐渐加剧。尤其是在做月子期间，年轻母亲需要休养和照顾宝宝，而婆婆则有自己的看法和传统习惯。
如何处理与婆婆的矛盾
面对做月子期间和婆婆吵架的情况，我们应该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缓解和解决矛盾。以下是一些建议：
1. 保持冷静和理智
争吵的时候往往情绪激动，双方都很难冷静下来思考问题。然而，只有保持冷静和理智才能更好地处理矛盾。尽量不要在火气上发泄，而是用理性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2. 善意沟通
与婆婆进行善意沟通是解决矛盾的关键。通过倾听对方的观点和需求，同时也用清晰明了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双方都需要站在对方的角度上考虑问题，理解和尊重彼此的立场。
3. 寻求第三方的帮助
如果争执持续且无法解决，可以寻求第三方的帮助。这个第三方可以是家庭中的长辈、朋友或者是专业的咨询师。他们可以提供客观的观点和建议，帮助夫妻双方更好地理解和解决彼此间的矛盾。
4. 寻找共同点
在矛盾中，有时候我们只看到了自己的利益和需求，忽视了对方的感受和期待。寻找共同点是缓解矛盾的一种方法。双方可以尝试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到双赢的局面。
做月子期间的注意事项
除了处理与婆婆的矛盾，做月子期间还有一些其他的注意事项需要注意。母亲的身体需要恢复，宝宝也需要额外的关爱和照顾。
1. 休息和营养
做月子期间，年轻母亲需要休息和补充营养。均衡的饮食和充足的睡眠对身体恢复非常重要。同时，注意避免过度劳累和精神压力。
2. 宝宝的护理
新生儿需要额外的关爱和护理。保持宝宝的干净和舒适，定时喂养和洗澡。如果遇到问题，及时咨询医生或专业保姆的建议。
3. 寻求帮助和支持
在月子期间，无论是与婆婆的矛盾还是其他问题，寻求帮助和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向丈夫、家人或朋友寻求帮助，让自己更好地适应新的角色和环境。
结语
做月子期间和婆婆吵架是一种常见的家庭矛盾。然而，通过保持冷静和理智、善意沟通、寻求第三方的帮助以及寻找共同点，我们可以解决这样的矛盾，并建立和谐的家庭关系。
此外，在处理家庭矛盾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注意做月子期间自身的身体恢复和宝宝的护理。均衡的饮食、充足的睡眠以及寻求帮助和支持，都可以帮助我们度过这段特殊的时期。
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记以爱和尊重对待彼此，共同创造一个和睦的家庭氛围。只有通过理解和包容，我们才能建立起长久的亲情和友谊。
六、怀孕期间婆婆应该给产检费吗？
看到很多帖子说孕期婆婆应该给钱，应该给产检费用的，还有生了孩子婆婆帮忙带可以不用给钱的，觉得很奇怪，不知道是我三观有问题，还是别人有问题，我觉得孩子是老公和自己的，公公婆婆没有义务掏钱干什么，有人可能会说那公公婆婆老了是不是可以不养老，我觉得这不是一回事，给公公婆婆养老更多是老公的责任，就像公公婆婆有义务养大老公是一样的，带孩子就更应该给钱了，至于那些说自己和老公经济紧张的，那也是小两口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依靠老人，所以我婆婆孕期来照顾我，家里所有开销都是我，我还给她零花钱，还把自己的护肤品成套送给她……
七、婆婆不在怀孕期间照顾理所应当吗？
正常来讲，在你怀孕期间，婆婆包括你的父母都应该照顾，但是这也考虑个人的情况，如果婆婆身体不好，或者工作走不开，你也不能强求，要看具体情况
八、冷战期间苏联带给东欧了什么?
贝利亚松绑东德的政策触发东柏林六月工人大暴动，暴动被苏军强力平息后，苏联产的胡萝卜开始运到东德救济平民。（注：因东柏林事件复杂，文章比较长。）
民主德国的成立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
1945年5月德国战败投降后，按照雅尔塔会议决议，德国由苏、美、英、法四国分区占领。同年7月，上述四国又签署了共管柏林协定。此后，伴随着东西方冷战的加剧，先是美英占领区在1946年底正式合并，之后，美英法三国在它们的占领区实行货币改革，从而引发了苏联封锁西方占领区与柏林之间陆路和水路交通的强烈反应，造成了第一次“柏林危机”。苏联与西方国家的公开对峙，加快了德国分裂的进程。1949年9月在西方三个占领区基础上建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正式成立，10月，在苏占区基础上建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宣告诞生。德国由此分裂为两个国家。
两个德国的自然条件和原有的资源、生产潜力都有很大不同。联邦德国土地面积247975平方公里，人口61341万；民主德国土地面积108178平方公里，人口1800万。民主德国地区在原德国的经济区划中，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工业相对落后，经济水平不如西部地区高。按1936年统计，民主德国地区的国民收入占当时德国全国国民收入的22％，工业潜力的39％；只拥有1.3％的铁，7％的钢，2％的煤，26％的有色金属和25％的电机工业。相比之下，联邦德国的工业能力要强得多，德国的重要煤矿，冶金基地和重要重工业企业绝大部分集中在这里。这种经济布局，将给两个德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带来完全不同的影响。
给两个德国经济发展带来影响的还有盟国实行的不同赔偿政策及措施。根据苏美英三国波茨坦会议达成的协议，盟国将从德国获得最大限度的赔偿；盟国主要以各自占领区内的德国工业设备、企业股份和国外资产作为赔偿的来源；苏联应得到赔偿的最大部分，它除了掌握苏占区的赔偿资源外，还可从西方国家占领区获得部分赔偿。在实际落实赔偿过程中，苏联以从苏占区中拆迁工业设备作为获取赔偿的主要方式，而美英等国则把掌握在中立国手中的德国的外部资产最为赔偿的主要来源。苏联拆迁的规模相当大，战争结束时在德国东部苏占区内45％的左右的现存工业设备被拆卸运往苏联，最快时两周内就拆除了1200座工厂。据苏联政府统计，到1950年底，苏联获得了约37亿美元的赔偿。西方的估计要高于这个数字，从43亿美元到141亿美元不等。有一点可以肯定，苏联的赔偿政策对后来民主德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此外，在民主德国成立后，随着苏军对德管制机构的权力移交，民主德国政府还负担起维持驻德苏军的全部费用，大约占其收入的26％，这也是一笔很大的开支
苏联领导人并不是没有发现赔偿和占领费过高的问题，1947年1月31日，斯大林（Stalin）会见了来访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他从维护德国经济统一的角度，谈到苏联和西方盟国不同的对德政策：“英国和美国非常害怕德国作为国际市场竞争者而崛起，一切都源于此。他们想有一个在自己监督下的国际市场，保证商品的垄断价格。他们认为，既然德国已经战败，这就意味着不允许它复兴并进入世界市场。他们是从这些前提出发的。……我们的观点相反。对人类有利的是让德国和日本进入国际市场，那样的话，商品价格将会低廉，劳动人民将首先因此而受益。要使德国站起来并进入国际市场。……应当考虑到，如果不让德国进入世界市场，它就会衰弱，而它的居民就会贫困，整个欧洲是需要商品的。”斯大林还从另一个角度提出需要让德国振兴：“如果德国不站起来，不走上世界舞台，它将成为形形色色的冒险家和复仇主义倾向的土壤。此外，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同情德国的无产阶级，他们备受折磨，我们希望德国的无产阶级生活得更好一些。”正是从这个角度，斯大林注意到了赔偿和占领带来的问题：“我们的方针是这样的：应当建立有资格签署和平条约的中央政府。我们再也不提出拆除设备的要求了。军队将缩编，对他们的供应也会减少。我们将不催促战争赔偿，这一点可以延缓。这样，将为改善劳动人民的物质状况创造前提条件。
美英法等国主要靠获取德国在中立国的外部资产来满足赔偿要求的做法，客观上使西占区工厂拆迁的规模相对要小。到联邦德国成立前夕，从西占区拆迁的工业设备总值不足1.5亿美元，不足赔偿总额5.023亿美元的30％。1946年，西占区计划拆迁工厂1683个；到1949年4月，降低为700个，年底拆迁基本停止。据估计，从西占区获得的赔偿只占其工业设备能力的8％，这就意味着，联邦德国保留下了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的生产能力和基本设备。加上“马歇尔计划”的扶植，联邦德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明显高于民主德国。处于冷战前沿的两个德国的这种经济发展对比，无论在哪方面都显得意味深长。
早在1946年4月，苏占区的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就实现了联合，组成德国统一社会党，该党130余万人的党员数量，使其成为德国东部最大的政党。1949年10月民主德国成立时，党的主席之一威廉·皮克（Pieck）当选举为共和国总统，党的总书记奥托·格罗提渥（Grotewohl）被任命为政府总理。按照统一社会党纲领性文件《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原则和目标》，社会主义是德国工人阶级的奋斗目标。从1948年起，德国统一社会党开始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定了恢复经济的两年计划（1949—1950），结果经济有所恢复，工业生产和耕地面积均超过了战前水平。1950年7月，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1951—1955）的决议，从第二年起正式实施“五年计划”。
五年计划提出了较高的发展目标，规定到计划完成时，工业生产要比1950年增加90％，比战前翻一番；谷物和豆类同期增长25.3％，油料作物增长近60％，饲料增长43％；全部工资基金增加131％，食品、消费品和农产品平均价格降低28％。针对民主德国的特殊国际环境，五年计划仿效苏联模式，把优先发展重工业放在突出位置。但这又与国内原料资源贫乏、工业基础薄弱的现状发生矛盾。为克服矛盾，民主德国政府一方面厉行节约，挤出资金进口原料；另一方面开始全面、有计划地推行农业合作化运动，以期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为国家筹备更多的发展工业的资金。
1952年7月，德国统一社会党召开代表会议，会议根据接替格罗提渥任总书记的乌布利希（Ulbrich）的报告做出决议，提出有计划建设社会主义基础的任务，制定了“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为更好地完成五年计划规定的指标，会议号召展开社会主义竞赛运动。之后，民主德国党和政府借助一系列行政措施落实加快发展重工业和推行农业合作化的方针，结果经济发展的平衡遭到破坏，日用消费品生产被大大压缩，出现了生活必需品，特别是食油、肉类和食糖等日用品的严重短缺，情况不断恶化；1952—1953年冬，许多城市供热、供电严重中断。这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特别是那些家境并不富裕的人们，更是怨声载道。1952年12月和1953年头两个月，少数几家企业中发生了零星的小规模短暂罢工。然而这一切并未引起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管制委员会官员们的重视。1953年1—3月期间，作为新的“节约”政策的一部分，普通群众自1945年甚至更早时候便享受的一系列优惠待遇被取消了，例如取消了铁路通行证，改变了病假制度，取消了附加的疗养时间，连妇女工伤保险金也被削减了。从1952年春开始，消费品价格始终没有回落，相反，以肉类产品质量有所提高为借口，物价反而上升了10％—15％。另外，政府除了在1952年7月给工程技术人员和五个主要工业部门的资深工人增加了工资之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改善广大工人的生活状况。知识分子原来享有的由国家配给食油、肉类等生活必需品的权利也被剥夺。所有这些，导致了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大批居民纷纷逃往生活水平较高的联邦德国。统计材料显示，1949年外逃129245人，1950年外逃197788人，1951年外逃165648人，1952年外逃182393人。这些人员中不少是在联邦德国容易就业的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这些生产骨干力量的外流，对民主德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53年5月民主德国政府颁布的一条规定，成为导致东柏林事件的直接导火索
莫斯科的压力和民主德国的“新方针”
1953年春，民主德国经济遇到严重困难，食品匮乏、消费品供应紧张局面没有缓解。民主德国党和政府领导人，在种种压力之下，没有及时调整政策，因而也就没能及时找到克服困难、缓解局势的正确办法，而是更加经常地依靠行政手段进行管理。5月14日，统一社会党中央作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厉行节约的决定，规定为了增加生产和降低成本，需要制定和实施以技术为根据的劳动定额；现有的劳动定额已经落后于现代技术，落后于积极分子的经验和成绩，同劳动过程的组织、同工人已经提高的技术水平也不相适应，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阻碍。为纠正上述缺点，中央决定在6月1日前对所有工厂的劳动定额作一次全面检查，把劳动定额平均提高10％。但是，中央的决定没有规定同时提高工资，这就意味着工人技术人员要在不提高收入的情况下增加工作量，实际上是降低了本就不高的工资收入。另外，决定也没有考虑到不同行业的实际情况，例如建筑工人的工作具有很强的季节性，他们愿意在适宜的季节多工作，多挣钱，以便在严冬的淡季能维持生活。但提高定额的决定却没有针对他们的工作特点和要求做出相应规定。加上各级机关对该决定的解释、宣传不够，没有把提高定额的必要性向广大群众解释清楚，结果造成工人群众的普遍不满。一些企业发生了小规模的罢工，统一社会党中央一开始对此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民主德国的经济困难却引起了苏联新领导人的不安和重视。在3月5日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新的领导集体开始逐渐调整内外政策，其中，德国问题占有重要地位。面对联邦德国迅速崛起并且正开始重新武装的挑战，民主德国的经济困难和政局不稳，已经严重影响到苏联以争取德国统一为核心的对德政策的贯彻落实了。问题很明显，在两个德国的“和平竞赛”中，苏联支持的民主德国已经表现出竞争力不足了。
苏联领导人认为，民主德国的问题出在领导人和政策两个方面。领导人“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经常依靠行政管理手段进行管理”，“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地方或区域委员完全代替了政府机构，把治安、搜捕以及企业的日常管理等工作全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而实行的“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和提出的“排除艰难险阻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影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因此，苏联领导人一面在4月18日批准给予民主德国经济援助，一面敦促民主德国领导人“抛弃严厉的政策”，采取“比较温和的方针”。与此同时，苏联领导层也在研究民主德国问题，并且敦促民主德国调整政策。
1953年5月27日，苏共中央举行主席团会议，主要议题就是德国问题。会上围绕民主德国的现状及其发展道路展开了激烈讨论。内务和安全部部长贝利亚（Beria）提出的要民主德国放弃搞社会主义的建议，遭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反对。但是会议原则上同意暂时停止在民主德国的苏维埃化，会后，由外交部制定了一份体现苏联领导集团意见的文件。6月2日，这份编号为№7576的《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恢复民主德国政治形势的有关措施”决定》的文件获得通过。这是苏联政府自斯大林逝世以来首次以政府文件形式公开承认自己对德政策的失误，标志着苏联对德政策的调整进入到新的阶段。
针对民主德国的现状，文件指出：“由于在民主德国执行了不正确的政治路线而造成了十分不利的政治、经济形势”，“应该承认，造成当前这种形势的主要原因与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政策有关。这次代表大会在得到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同意后，错误地执行了在东德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而不顾及是否存在与此相适应的内部、外部条件。与此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社会—经济措施，如：过度发展重工业，却不能保证原料的供应；严重损害个人积极性，损害了城市和乡村广大中小企业主的利益。吊销所有私人企业和自由职业者的营业执照，特别是在缺少必要条件的情况下过快地创建农业合作社，使居民的工业产品和食品供应遭受严重的困难，马克汇率暴跌，致使大量手工业者和小生产者家庭手工业者和其他一些居民破产，导致相当一部分阶层的居民反对现有的政权。”“所有这一切都对民主德国的政治稳定造成了严重的灾难。”
为了纠正已经出现的不利局面，文件要求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必须承认，经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认可，由德国统一社会党于1952年7月8日做出的加快民主德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在现行的条件下是不正确的。
2.为了恢复民主德国的政治局势，加强我们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国际方面德国问题上的地位，同时也为了保障和拓展旨在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统一和爱好和平的德国群众运动的基础，建议德国统一社会党和民主德国政府采取下列措施：（1）停止不切实际的并且在居民中招致强烈不满的人为移植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行动。仔细检查现在所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中包括那些在非自愿基础上建立的。应该注意，在现有的条件下，在民主德国，或许多少还有一些符合实际情况的，形式最简单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如那些生产资料非公有的、合伙进行耕作的共耕社。这些合伙经营的共耕社在给予它们应有帮助的情况下，可以成为农民的样板。
（2）加强现有的并在尽可能的情况下组建新的机械耕作站，以此作为对农村施加影响的主要方法和帮助困难农民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手段。除了帮助那些合伙经营的共耕社以外，机械耕作站还应以租赁的方法为个体农业服务。
（3）停止过早地限制和排挤中小个人资本的措施。为了恢复东德的经济生活，应该承认，在小型工业和手工企业领域，在农业领域以及贸易部门广泛地吸引个人资本是适宜的，同时不允许使上述行业大规模地集中。在分配原材料时，应预先考虑分给个体企业原料，燃料，电力以及提供贷款，应对现行私营企业征税体制进行重新考察，因为该体制真正地摧毁它们参与经济生活的动机，另一方面，还要减轻税务，恢复凭粮食供应证对企业主和自由职业者的食品供应。
（4）重新审查民主德国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减缓过分紧张的重工业发展速度，同时大幅度增加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要充分保证对居民的食品供应，争取在近期取消食品凭证供应制。
（5）采取必要的措施整顿财政体制，削减行政事业和特别开支，加强提高东德马克的汇率。
（6）采取措施强化法律制度，保障公民民主权利，杜绝不必要的严厉惩罚措施。对被镇压公民的案件进行重新审理，释放那些涉嫌犯罪但证据不足的人士，并从这个角度对刑法进行相应地修改。
（7）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最主要任务之一是：在各阶层群众中间，广泛开展政治工作，同时坚决杜绝单纯命令主义做法。一定要做到让人民群众理解并支持政府的各项措施。要特别注意在知识分子中做政治工作，要保证使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转变态度，积极支持为巩固现行制度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在当前和最近一段时期内，无论是民主德国还是西德的人民，都应该把争取德意志民族国家的统一和争取缔结和平条约作为关注的中心。与此同时，还必须整顿加强民主德国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大力增强德国统一社会党在广大工人城市民主阶层和农村的影响。最近，对民主德国必须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宣传是不正确的。这种宣传是怂恿德国社会民主党各级组织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采取未经允许的和过激措施的原因。同时，必须提升各民主党派组织的作用，其中包括德国民族民主阵线在民主德国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
（8）坚决放弃对待宗教事务的单纯命令主义。禁止当局粗暴干涉宗教内部事务。取消所有直接触犯教会利益的措施，例如：
取缔教会的慈善机构（养老院和孤儿院），地方当局将教会撂荒地据为己有，取消拨给教会的补贴等等。停止对青年宗教组织普通成员的压迫，同时，将重心转移到在青年中开展政治工作。需要注意的是，对教会和宗教组织的镇压只能招致居民中落后阶层对宗教的更强烈的盲目信仰。与教会和宗教的反动势力做斗争的主要手段应该是：经过深思熟虑地宣传以及文化教育工作。应该认识到，反对宗教宣传的主要形式是在居民中普及科学和政治知识。
3.应认识到，苏联必须给予民主德国经济援助，特别是在食品供应方面。
4.命令苏联驻德首席顾问谢苗诺夫（Semenov）和驻德部队司令格列奇科（Grechko）改正苏军占领制度中的缺点。采取措施，使苏联驻军尽可能少地直接触犯当地居民的利益，特别是要归还被苏军占用的学校、医院和文化机构。
5.因此，民主德国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不仅仅是解决全部德国问题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而且也是和平、妥善地解决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的重要因素。因此，现在或将来某时期在共同的政治路线下采取每一个具体措施以巩固民主德国时，都既需要认真考虑民主德国的内部现实条件，同时也要全面地考虑民主德国的环境和国际形势。
6.考虑到现在主要的任务是在和平和民主的基础上争取德国的统一，因此，德国统一社会党和德国共产党作为全体德国人民民族诉求和利益的代表，应该保证运用灵活的策略反对敌对分子的极端分裂主义势力，并利用所有的反对派去反对阿登纳卖国集团。鉴于仍有相当数量的劳动人民追随西德社会民主党，因此，在现阶段，还是应该停止不加区分地反对该党的方针。同时，只要有可能，还要共同发表反对阿登纳的分裂政策和帝国主义奴役德国的言论。
这份文件是苏联引导民主德国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但同时也是一份混杂了不同主张和观点的文件。文件的前两条，反映了对民主德国现在推行的社会主义需要重新认识和考虑的思想。而第5条和第6条则体现了更传统的政治意志。前者的代表是贝利亚，他认为，“宣传民主德国必须转变为社会主义是不正确的”，因为“这种宣传是怂恿德国社会民主党各级组织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采取未经允许的和过激措施的原因”。换言之，贝利亚反对“不顾是否存在适宜的内外环境，而强制推行在民主德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
作为苏联秘密警察的首脑，贝利亚对于乌布利希在加速东德苏维埃化时期，苏联所承担的费用有比较清楚的了解。因此，有理由认为，贝利亚反对继续加剧国际紧张局势，或花费大量国内资源维持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政权。在他看来，民主德国是否按照苏联的标准建设社会主义并不重要，关键在于“苏联和德国结盟”。德国应成为一个统一、民主、强大和亲苏的国家；“不应当强迫德国人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德国能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这就可以使我们有德国人民和这个强大的国家作为可靠的朋友”。
应当承认，贝利亚提出的解决德国问题、其中包括民主德国所面临的严重问题的方案是现实的，也是中肯的。但在那个意识形态重于一切的年代，贝利亚的方案大有离经叛道之嫌。而且，他所触动的也不仅仅是思想领域的禁区，还是那个时代的即得利益集团的实际利益。在斯大林逝世后，虽然大家都希望缓解与美国冷战带来的压力，将更多的资金用于和平建设，但是具体削减哪个部门则触及不同的利益集团。贝利亚使德国中立化的主张必然伴随着军队的裁减和党的领导的削弱，这就使贝利亚的对立面扩大到党和军队利益的代言人，不仅仅在苏联而且还在民主德国。
不管这份文件中包含了多少矛盾之处，它毕竟是经过党的最高领导集团讨论形成的一份针对德国问题的最为重要文件，它的主要思想还是迅速得到贯彻。就在文件正式形成的第二天，即6月3日，苏联主要党、政领导人会见了以总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和总理奥托·格罗提渥为首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从留下的会议记录可以看出，苏联领导人为了促动民主德国的变革，向来访者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马林科夫：我们的出发点是改变民主德国的现状。 贝利亚：都是我们的错，不能指责别人。 莫洛托夫（Molotov）：错误是很多，因此应该让整个德国都看到我们在改正。 赫鲁晓夫：关于农业合作社的问题，应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愿原则。 贝利亚：改正是迅速而坚决的——你们会拿到文件的。 卡冈诺维奇（Kaganovich）：现在最糟糕的就是——叛逃。我们的文件要求转变，而你们却要求改革（民主德国的领导人曾提出过一些减缓社会主义建设的建议）。 米高扬（Mikoyan）：要转变就不可能不修正五年计划（重工业）。如果能买到生铁，何必还建高炉呢？ 马林科夫：不要怕失去威信；如果现在不改，可能就会是灾难。应该公开地改正。……应该赶快行动起来。但要求稳健的作风。
乌布利希作为民主德国方面的领导人做了简短的发言。他强调了三点：农业合作社里并没有出现混乱；减少必需品的供应；改善长途电话局的设备条件。可以看出，乌布利希的回答有些避实就虚。但德国人还是行动起来了。
6月5日，民主德国代表团返回柏林。第二天，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关于“过失问题”。会议同意由政治局和书记处“拟订一份进行自我批评的详细具体的文件，并把它提交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同时指定了一个委员会拟订进行变革的“新方针”。6月9日，作为对苏联部长会议决议的响应，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通过了旨在提高各阶层人民生活、改善社会经济形势的“新方针”的决议。从发表的公报看，统一社会党准备大幅度调整党的政策。 这份公报承认民主德国党和政府“在过去一段日子里犯了一系列错误，这些错误在一些规定和条约中都有反映。例如重新调整食品定量供应的规定，关于接管农业中私人企业的命令，对农产品实行特别征购的措施以及提高征收额的办法等。同时也忽略了个体农民、个体商贩等……平民的权利。”为了纠正错误，统一社会党政治局颁布了以下措施： 1.向工厂主、零售批发商、独立经营的工业公司、建筑业和运输业提供短期贷款，扩大中小企业的商品生产和商业网点；
2.停止从1951年底对私营企业执行的追征拖欠税收和社会保险金； 3.国营商店立即与私人零售商签订代售协议；凡是最近倒闭或歇业的企业只要想重新开业，都应得到鼓励； 4.取消接管私营农业企业的规定，因经营农场遇到困难而放弃地产、逃往西柏林的大中小农场主，都可以返回他们的农场，政府还将给予贷款和提供农用物资，帮助发展生产； 5.对于完不成交售农产品义务或纳税义务者的处分决定必须重新加以审查； 6.放宽东西德之间的旅行和护照签发手续，特别允许科学家和艺术家出席在联邦德国举行的会议，也允许联邦德国科学家和艺术家前来开会； 7.逃往联邦德国、后又返回民主德国的人，可归还其财产或赔偿其财产损失，对他们不得歧视； 8.因参加讨论福音派基督教青年会工作而暂令其停学的高等学校学生，允许其返校复课，最近开除或调职的教师，均应恢复原职。 9.从1953年7月1日起，按法定的职业种类，给民主德国和大柏林民主区内所有公民发售粮食供应卡； 10.在1953年4月涨价的果酱、加工过的蜂蜜和糖果，从1953年6月15日起恢复原价； 11.从1953年7月1日起，所有居民上下班往返车费降低50％； 12.由司法部门重新审查和释放按照保护人民财产法被判13年徒刑的人或还未审理的被拘留者。
民主德国部长会议于6月11日根据党中央建议做出了相应决议，并付诸实施。 十分明显，民主德国的“新方针”是按苏联政府文件的精神设计的。尽管如此，它还是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6月11日，《新德意志报》报道说，这些措施是积极的，必要的，因而受到渴望经济好转和政治宽松的群众的欢迎。但是，“新方针”并没有及时化解民主德国社会中积存着的危机局势。在是否调整重工业投资比重上，还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据档案纪录，在6月9日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上，副总理海因利希·劳（Heinrich Rau）提交了关于重新分配资本投资的报告。他建议在重工业上节省130亿马克的资本投资，把它直接用于轻工业和其他部门的工业财政预算上，以满足人民的需要，但是他同时也声称他本人并不同意削减在重工业上的资本投资花费。 乌布利希当场表示说：“我不同意计划的130亿马克的数目。我们不能闲置这些资源。劳的计划使国家经济陷入混乱，我们的经济已经由于这样而混乱了。我到过许多企业，已经确认工人们并不像担心经济混乱那样担心出口标准的增加。如果工业企业被供应的原材料和材料只达到他们需求的40％，那么他们将不能正常工作。必须重新审视劳的计划，尤其是关于国外贸易问题。”
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鲁希纳（Lushina）也强调，劳的计划是不现实的。他指出这个计划指望限制在重工业上的花费，而节省下来这些资源，但是所有这些资源已经被用于满足其他需要，并且已经没有可用的资金了。矿石开采工业部长泽尔布曼（Zerbuman）强调：“我认为我们千万不能削减在重工业方面的花费。对我来说不可理解的是如果有50％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为什么还有必要临时关闭建筑企业呢？如果拒绝供给我资源，我将不得不缩减钢材的输出，矿工将停止工作，工人们将不得不被解雇，更别说在一些矿厂停止工作将导致他们山崩海啸般的反应。” 节约资金的计划涉及到机械建筑部，准备撤回原先打算用于能源生产的100万马克的投资。这引起了机械建筑部部长齐勒尔（Ziller）的强烈反对。他说：“我请问谁应该，并且以什么资源为代价，执行共和国的能源供应计划？如果它作为行动的基础而被实施，那么我不能交付必要的轻工业机器，并且我在一定情况下完成不了电子设备的供应计划。”政治局绝大多数委员都对部长蔡瑟（Zaisser）针对此问题强调：“听取了同志们的发言，给人的印象是在重工业上的资本投资不仅一定不能被削减，而且完全相反，必须进一步增加。”因此政治局的决议没有做出相关规定。
政治局的决议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疏落”：它回避了当时最敏感、也是引起群众反感最强烈的提高工作定额问题。因此，虽然民主德国领导人在苏联的压力之下开始准备进行政策调整甚至变革，但却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没有针对危机局势的关键问题制订出相应的政策，因而没能减少社会上的不满情绪，反而在客观上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这样，到了6月中旬，一场从东柏林开始，迅速遍及全国的群众性“政治起义”终于爆发了
从示威游行到骚乱
6月14日，民主德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统一社会党柏林市委得到消息说，柏林建筑工人，特别是斯大林建筑工地的工人，为反对增加生产指标要举行罢工，但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因而也没有向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管制委员会报告。当两天后一场游行和暴动突然降临时，民主德国领导人无不完全感到非常意外。当然，消息来源的不同，造成了具体内容上的差异。例如，美国中央情报局6月13日的消息说，在波茨坦的一些工业企业中盛传，如果德国统一社会党继续它的欺骗行为，那么在6月13日至6月15日工人们将宣布实行总罢工；亨尼希斯多夫钢材厂的工人在6月7日做出决定，要求从监狱中释放在六月起义中被逮捕的人，并要求恢复同西柏林的自由通车。工人们宣称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就将以罢工相威胁。根据斯大林大街工程处的几个工人所了解的情况，6月17日在东柏林地区将策划一场规模更大、更广泛的罢工等等。可见，在罢工时间上存在着极大的混乱。
6月15日晚，柏林建筑工人派代表团来到民主德国总理府，提出废除增加生产指标的明确要求，理由是在没有任何事先解释的情况下便接到通知，说他们的工资单已被扣除了相应的数额。他们表示反对增加的标准，并要求总统先生在1953年6月16日中午之前予以澄清。德国统一社会党组织及东柏林的地方官员与工人们讨论了他们提出的要求，但没有当场做出任何形式的回应。但区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准备在星期二早上派遣一名指导员到建筑工地，就目前的事态给那里的工人一个满意的解释。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积极煽动工人们起来闹事，其中包括工会干部。
6月16日早晨，总计35000—40000柏林建筑工人中，有2000人在市中心举行罢工。他们成立了与西柏林保持联系的罢工委员会。建筑工人们决定向位于莱比锡大街的民主德国政府办公大楼进军，大楼正好位于柏林东西区的分界线上。沿途大批来自西柏林的人员混进建筑工人队伍，这些人员打着反对政府的标语，要求失职的民主德国政府辞职，同时要求国营商店的商品降价40％。旁观的群众也加入了示威队伍，至此，民主德国政府大楼前共聚集了大约5000多名群众。此时，正在举行会议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获悉了工人的示威要求，于是做出决定取消增加的生产指标，并派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海因利希·劳和部长塞尔波曼（Selbmann）前往会见工人。当时在场的《真理报》驻柏林记者瑙莫夫（Naumov）记录下了那时的情景：
当我们沿着斯大林大街行驶时，我们看到所有的建筑工地都已停止工作。在脚手架上，能看到四分之三的工人已停止工作。成群的工人正沿着整个街道聚集在路旁，谈论着事态的进展。 在亚历山大区随处可见这种类型的人群，众多的罢工者穿过亚历山大区，并向市中心进一步开进。在马克思—恩格斯区，我们看到首批建筑工人（他们身着白色工作服）返回来。在下丹林登，甚至有更多的这样的建筑工人。人们聚集成很多人，彼此正互相讲述一些事情。 在莱比锡施特拉斯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上院前面的广场，我们接近了众多的罢工工人。他们站在上院前，吹口哨、尖叫，并高呼乌布利希或格罗提渥！ 我们看到在一个蓝色招牌中间写着“我们要求降低劳动定额！”
根据我们粗略的统计，群众的核心大约有2000人组成。周围站着许多人。他们中大多数人是政府官员，他们是出于好奇或是出于想同工人们交谈的目的而走出来的。副总理海因里希·劳和部长塞尔波曼出现在一楼的窗口。后者站在窗台上，试图发表讲话。群众的咆哮声淹没了他的话语。后来从上院里拿出一张小桌子，把它放在人群中间。塞尔波曼爬到桌子上。他刚说了几句话就遭到一片嘘声。他一次次地试图发言。关于政府政令，他宣布取消强制性的增加劳动定额，整个广场都能听得见。人们怒吼着，塞尔波曼无法再讲话了。
一位身着建筑工作服的年老的人站到桌子上。他说他曾作为一个为工人权益而战斗的战士被希特勒送进集中营。现在他觉得他的职责是再次保卫这些权益，人们为他鼓掌。从这个人口中我们听到了罢工者的首要要求，即废除提高的劳动定额；降低国营商业品的价格；全面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取消在共和国组建人民军的做法；在德国实行自由选举。在他发言期间，塞尔波曼默默地回去了。
接着一位身着基督教民主联盟的紧身短上衣的女孩走上桌子。起先，人们向她打呼哨，但是随后，工人们接二连三有秩序地欢呼起来，女孩开始发言。我们弄不清楚她在说什么，但是几小时后，在西柏林的美国无线电广播电台——柏林美占区广播电台报道说，她是提醒工人们要小心。我们在基督教民主联盟中的人被送到这里。人群支持她。他们以欢呼鼓掌表示赞成。
下一个是罗伯特·哈威曼教授——柏林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他没有被允许说更长的时间。下一个发言人是——来自柏林大学的一个教授——他只说了两句话便被迫离开讲坛。直到罢工结束，只有罢工工人讲话。他们当中的一个人重复着这些要求，人们用手势来支持他。我们一直听到人群在呼喊“乌布利希或格罗提渥”
在群众周围，一些官员或党的工作人员试图劝说工人，并指出他们的错误行为。我们走进人群。谈话通常是以工人对宣传者的如下回答而结束的：“你们被政府雇佣，获取优裕的生活。你们没有想到工人们如何生活。你们一点也不关心工人，我们不理睬你们，因此没有心思与你们交谈。”
这时，从扩音器里传来了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刚刚做出的取消增加生产指标的声明。听到声明后，一些建筑工人们开始慢慢散去，但一些来自西柏林的煽动分子进行挑拨，说他们不能仅仅因为取消了增加的生产指标就善罢甘休，而应当进一步要求降低原来的生产指标，要求国营商店商品降价，要求民主德国政府辞职并举行全德大选。但大多数建筑工人并没有为这些蛊惑所动摇，不久都从政府大楼前散去了。少数建筑工人被西柏林煽动分子拉到附近的酒吧、餐馆，一边用伏特加款待他们一边鼓动他们采取新的行动。下午两点，由于没有见到乌布利希或格罗提渥，人群沿着街道开进。示威者提出的口号是“我们要求提高生活水平！”“我们要求缩减工作标准！”“我们是工人，不是奴隶！”“我们要作自由人！”“我们要面包，不要人民军！”“解散人民军！”“国营商店榨干了我们每一分钱！”“我们要求国营商业物品降价40％！”等等。游行队伍持续到晚6点。示威游行者沿街道挺进并号召柏林人加入在6月17日上午7点钟举行的总罢工当中去。
6月16日这天，东柏林各个地区都出现了小股煽动分子的活动，他们在广大群众中进行反对民主的煽动活动。号召立刻与柏林建筑工人举行联合罢工，并把要在6月17日举行全体大罢工的口号从西柏林迅速传到东柏林的许多企业以及民主德国全境。6月16日晚上，西柏林出版的晚报，公开号召德国东部地区举行统一大罢工。至6月16日傍晚，统一罢工开始蔓延，波及到许多企业。
6月16日晚，柏林形势变得更加严峻。晚8点，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了由各组织骨干参加的特别会议，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全体委员出席了会议。会上乌布利希和格罗提渥就党和政府的新的方针路线发表了讲话。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党的领导集团对城里正在进行的罢工却只字未提，也未对党的骨干分子最近应采取的方针做出任何指示。同时，以青年为主的大批西柏林人，有的乘着有轨电车，有的乘着其他交通工具，有的步行，总共约有四五千人朝着正在举行党的骨干分子会议的腓特烈宫蜂拥而来。这样，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很有可能成为人质。与此同时，市中心的斯大林街道上一群约2000名左右的西柏林人开始向斯大林纪念碑投掷石块，并叫嚣要推翻民主德国政府，还有少数挑拨分子叫嚣把俄国人干掉。
根据命令，民主德国警察没有主动干预这些事件。但在一些严重骚乱地点，警察还是采取了措施，以驱散向腓特烈广场行进的人群和斯大林街道上的骚乱人群。不过局势并未得到有效控制，随着越来越多的从西柏林过来的各类煽动分子和暴徒的到来，东柏林地区的骚乱愈演愈烈，闹事者推倒汽车、劫掠商店、袭击德国统一社会党骨干分子在斯大林街上的住宅，阻碍交通，并试图闯进天然燃气厂及其他重要的城市企业。参与这类暴行的人总共有1500到2000人左右。所有这些制造混乱的人群都被德国警察驱散。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25人被捕。
面对已经出现的骚乱，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人格罗提渥、乌布利希等认为，6月16日发生的事情只是来自西柏林方面有组织的行动的开始，6月17日早上有可能发生更大规模的骚乱。为防万一，从波茨坦和奥兰宁堡调来了武装警察部队，派遣警察到骚乱发生的地点进行巡逻，增强担任保护城市重要目标任务的德国人民警察的力量，并立即采取措施召集党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在居民当中开展说服工作，协助政府维持市区的秩序。同时，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紧急召集各区委员会的第一书记于6月17日来柏林接受“指示”，这样，当6月17日骚乱突然升级时，各区实际上没有党的高级领导人在场。
苏联驻民主德国的有关机构在这一天向驻民主德国各地区的代表发去电报，告知发生在柏林的骚乱，并建议采取紧急措施，应付骚乱。同时向统一社会党领导人表示可以向柏林派驻苏联军队，格罗提渥、乌布利希等人认为，德国人民警察能够维持城市的秩序。苏联的军队只在柏林极其需要帮助的特殊情况下，将对维持柏林秩序起到积极的作用。不过，他们还是要求，苏军派遣人员在骚乱发生的地区和东柏林的重要设施附近进行巡逻。为此，苏军派出大约450人加强巡逻。
6月17日早晨7点左右，东柏林以及民主德国西部和南部的许多城市同时发生了群众大罢工，继而又变为示威游行，接着在一系列的城市里——柏林、马格德堡、格尔利茨以及其他城市相继发生了骚乱。据初步统计，6月17日当天，在柏林总数20万人中有8万人参加了罢工。其中包括斯大林电力机械厂、“伯哥曼—博济格”工厂、苏联“西门子—普兰亚”电缆厂等大型企业的工人，以及其他企业的工人。罢工开始后，许多工人成群结队地涌向市中心的施特劳斯广场，前一天一些人曾在此召开全体市民大会。7时半，大约已有一万人聚集在广场上，他们举着“打倒政府”、“我们要求降低生产指标”、“我们要求国营商店的商品价格下调百分之四十”等标语，列队向政府大楼前进。上午8点30分，东柏林示威游行的第一批队伍来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大楼前。游行的队伍被德国警察所阻止，示威者开始向警察投掷石块。
到了9时，聚集在政府大楼外面的人数已增至3万左右，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西柏林居民，他们是这次示威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和积极的参加者。一些人开始冲击警察设置的警戒线，向警察投掷石块。500多名警察守卫着政府大楼，但在人数明显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并未使用武器。一批人冲进了政府大楼，秩序大乱，流血冲突和屠杀开始了。示威人群还要求德国警察和苏联军队从东柏林撤出。在一些场合，示威游行者还向在斯大林大街的苏联巡逻队挑衅。与此同时，大队的示威群众又从潘可夫、维森济和哥本尼奇（柏林苏占区）等地区汇集到柏林市中心的亚历山大广场。
接着，示威人群围攻了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大楼、柏林警察局、电报局、市工会行政大楼及其他一些建筑物、还在亚历山大广场和潘可夫工区修筑了街垒和路障。民主德国政府许多大楼的窗户也被捣毁。暴民们很有可能抢占政府大楼及其他重要据点，有鉴于此，大约在上午10点半左右，苏军把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几名政府成员疏散到苏联驻德最高司令部所在的几座大楼里。
示威已经失去控制，并演变成了街头暴乱。在地处东西区分界线上的波茨坦广场，一些示威者和人民警察发生了枪战，7名警察被解除武装。暴乱分子还组织洗劫了位于亚历山大广场的“国际图书”书店和国营中央商场“克赫欧”（KHO），纵火焚烧了位于波茨坦广场的已经半空的克鲁姆布乔斯百货商场，劫掠了“德发”（DEFA）电影院和其他大批公共建筑物。城里其他地方同样发生了洗劫商店事件。成群的暴动者穿过市区，高呼反共口号，高唱法西斯歌曲。大批暴乱团伙混进企业内煽动工人罢工。最为重要的是，他们企图使市内最大的两座电厂——克林根伯格电厂和鲁梅尔斯伯格电厂以及天然燃气厂停工。然而，这些企业的工人建立了纠察队，守卫在工厂周围，使暴乱分子进不了厂区。
各处的人民警察队伍对暴乱行动竭力进行阻止和抵抗。然而，当时柏林警察仅有4900名，由于寡不敌众而且武器不足，根本担负不起平息比较严重骚乱的任务。他们在很多地方都被冲散了。为了加强警察力量，紧急从波茨坦、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调集了一批武警部队。在苏军帮助下，封锁了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之间的边界，禁止任何交通工具及行人通过。
面对柏林发生的骚乱，德国统一社会党柏林市委呈现一片混乱，市委已经无法对区委实行有效的领导。早晨10点钟，包括柏林市委第一书记恩德雷茨基在内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市委书记处成员，来到柏林最重要的企业单位，试图阻止那里发生罢工。德国青年联合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区党委成员以及市党校200余名成员也被派往各大企业。尽管骨干分子们阻止了许多企业的罢工，但是城市秩序混乱，他们前往企业的路程又较远以及他们没能号召党员走上街头来保卫民主政府，从而仍然未能扭转局面，城市主要街道基本上陷入了组织良好的敌对力量手中。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骨干分子在许多地区遭受了暴徒的围攻和殴打。民主德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奥托·努施克乘坐汽车进行巡视时，遭到一批暴徒的殴打，并被绑架到西柏林。直到6月19日，他才被西柏林的美国官员送回东柏林。
与此同时，在民主德国的其他大城市也发生了示威和骚乱，波及到全民主德国700多座城市和居民点。参加人数总的达到上百万，像马格德堡大约有15000人，在勃兰登堡大约有1500人，在奥拉宁堡和挝尔代尔大约有1000人，在耶拿大约有1000人，在格拉大约有1000人，在瑟默达大约有1000人，在德累斯顿大约有10000人，在莱比锡大约有2000人，在格利茨大约有20000人。
情况最为严重的是位于德波边界的格利茨市。一群由30000人组成的队伍破坏了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办公室、监狱和安全服务处及区委员会的大楼。在马格德堡，寻衅者纵火焚烧德国统一社会党市委员会大楼和监狱，并且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局的军队交火。在哈雷，骚乱达到了严重的程度，大约1000名情绪激动的工人冲破了工厂警察的拦阻，冲上街头。一些被关押在监狱的法西斯战犯也在骚乱中逃之夭夭。
在这种情况下，早晨就开始巡逻的驻德苏军在中午前后出动了大批坦克，帮助民主德国警察恢复秩序。上午12点，根据苏联驻德高级专员署的指示，柏林地下铁道和高速铁路上的车辆，停止了运营，以便阻止西柏林的示威游行者到来。下午1点，苏军宣布戒严令，规定柏林从当日下午5时至次日早9时实行宵禁，不允许3人以上在街头集会。在马格德堡、莱比锡、德累斯顿、哈雷、格利茨和勃兰登堡地区宣布了戒严令。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苏联军队、人民警察以及在营房的人民警察分队都得到命令：在必要情况下允许使用武器来逮捕和惩罚骚乱的教唆者。
据苏联驻德机构的报告，苏联部队在驱散柏林示威群众和平息街道骚乱方面担当了主角。“开始时暴民们极具挑衅性地对抗我们的军队——他们爬上坦克、向部队投掷石块等等。在公安委员会大楼，我们的中队向暴民开枪，这看来起到了极大的清醒作用，市里的骚乱很快就减弱了，到了晚上，秩序已经基本恢复。”当然，一些苏军官兵也拒绝向和平示威群众开枪，在比得利茨就有一座纪念碑，上面刻着：“献给因拒绝向6月17日争取自由的战士开枪而死的俄罗斯士兵和军官。”
苏联驻德高级专员谢苗诺夫和苏军驻德部队总司令格列奇科下午6时30分向莫斯科报告，“柏林的情况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主要的政府建筑物，比如，部长会议、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人民警察总长的办公地点，现在已经获得安全并且在我们的军队的看管之下。柏林苏占区的主要地区都在我们的军队的控制之下。根据初步统计的数据，46名积极的教唆分子被逮捕。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和德国政府建筑物的情况已经恢复安全了。所有通过上述建筑物的路口都被我们的军队、坦克和大炮所封锁。坦克和装甲部队完成了对示威游行队伍的驱散工作。一些示威游行者离开示威游行地点，并沿街道躲藏起来。”苏军也向马格德堡派去了几个机械化分队，向德累斯顿派去了一个机械化步兵团，在莱比锡有苏军的一个机械化团和一个摩托车连。到下午6点，耶拿、格拉、瑟默达的秩序已经恢复。根据苏军掌握的数据，到晚上9点，在恢复马格德堡地区的秩序期间，有50人被杀或受伤；莱比锡地区有3个德国人被杀，17人受伤。苏军人员没有任何伤亡。同时，为了阻止骚乱可能再次发生，苏联驻德国的集团军队把军区的营地开始迁移到大的、重要的、人口密集的地区。
6月17日晚上至夜间，东柏林的局势基本得到控制。在苏联坦克和民主德国警察的驱散下，示威人群大多散去，一部分暴徒被逮捕。柏林美占区无线电广播电台也发出呼吁，要人们听从苏联官员的命令，不要同苏联部队发生冲突。
经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后，6月18日，许多工厂继续罢工，但都没有形成像前一天那样的规模。工人们成群结队地集中在一起，进行公开的讨论。一些小组出现在许多企业，劝说工人继续罢工。苏军的分遣部队与德国警察一起被派到了一些企业。在那里，他们逮捕了鼓动工人罢工的人。东德警察部队和部分苏联军队毫不犹豫地镇压了暴民们试图恢复示威游行和组织罢工工人纠察队的活动，对东柏林所有重要据点加强了安全警戒。
据后来情报部门得到的情报，这次之所以有如此之多的工人群众参加示威游行并被裹挟到骚乱当中，除了他们对目前的生活水平感到不满，也与听信了一些挑拨性的宣传和谣言有关。一些挑衅者在工人当中进行鼓动宣传，说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颁布的新的政治路线的决定，是维护私人和单干农民的利益，而不是工人们的利益。他们说德国统一社会党已经获得再生，已经走上了支持资产阶级的道路。另外，统一社会党领导层中官僚主义作风，使他们脱离了工人群众，不知道工人们的真实想法和实际要求。在东柏林事件基本平息之后，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希尔迪万致信党的第一书记乌布利希，要求他组织工作人员了解工人们的真正态度，看看目前工人们到底在想些什么，目前他们主要关心的是什么，他们认为哪些东西是正需要，他们认为哪些政府的政策是可以理解的？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党的领导机关对工人群众缺乏真正的了解。
到6月19—20日，柏林的工潮急剧退落，社会秩序逐渐趋于正常。然而在企业的罢工工人中间可以看到一种痛苦和茫然的情绪。德国统一社会党和德国青年联合会的工作仍处于一种犹豫不决、软弱无力的状态。6月19日，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和柏林市委开始大规模向各企业派遣工作人员，但根据乌布利希的指示，他们仍只局限于召开小型会议，因为担心会议规模太大，党的领导官员会遭到反对和起哄。
根据苏军方的统计，在6月中旬至下旬，共有8029名“寻衅者、叛乱者、怀疑分子和违反苏联军事部门命令的人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被逮捕和拘留”；33名叛乱者被打死，132人受伤。经过法院的宣判，6名寻衅的积极分子被枪毙。有17名政府的支持者和党的官员被杀，166人受伤。苏军没有人员伤亡。
危机之后的“新方针”
苏联驻民主德国的有关机构在事件基本平息之后，立即向苏联领导人提交了一份有关事件详细经过的报告，并提出了改善民主德国局势的几点建议，其中包括：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1953年6月6日苏联政府就民主德国政治局势正常化所做出的决议中的新的政治方针；立即采取措施，从根本上改善对民主德国人民的食品供应，由苏联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给予共同的援助；为了创造稳定的共和国经济，提高民主德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赶上西德，应当从今年下半年起，暂停向苏联和波兰运输赔偿货物；暂停将苏联在民主德国开办企业所得的实物报偿运往苏联，以便利用这些货物来改善民主德国的对外贸易和国内需求状况；考虑大幅度减轻民主德国对维持苏联占领军所负的财政义务问题；将包括银行和黑海—波罗的海保险公司在内的所有工、商及运输企业的所有权，以优惠的条件转让给民主德国；确定东德马克和苏联卢布在两国金融交往中的兑换率，以反映马克和卢布的真实购买力。
针对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面对危机时的表现，报告认为，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采取的接替政府及行政机构进行统治的办法具有误导作用。有鉴于此，有必要明确地区分政府和党的职能，以便让中央把精力集中于有关国家和全体国民的最重大的事情上面。党中央应把注意力集中于在群众中间进行政治宣传运动、集中于通过推进广泛的党内民主和自上而下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使党的内部机制运转流畅。同时，限制中央书记处的职权，使其主要负责诸如监督中央政治局决议的执行、党的组织、人事安排、人员选择与教育，以及党的群众政治运动等方面的问题。取消现存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总书记职位，代之以数名书记处书记共同领导。重新组织调整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以达到吸收包括知识界人士在内的新成员的目标。书记处成员由11人减至5人。
对政府职能的改进，报告提出了几条需要采取的必要措施： （1）重新改组政府：通过调整政府机构和职能部门的部局，加强中央政府职能，削减中央政府及其分支机构的现有规模。 （2）取消国家安全部（克格勃），合并于内务部。 （3）免除乌布利希同志代理总理的职务，以便使他能够集中精力抓好党中央的内部事务。 （4）将人民议会提高到共和国国会的地位，有权讨论并制定共和国法律。禁止越过人民议会通过任何决议。 （5）召开人民议会特别会议，为政府报告其工作及检讨以往的失误提供场所。之后，重新调整政府官员，罢免能力差、不受欢迎的部长，接纳较受群众欢迎的人担任部长职务，要广泛地从其他党派代表中吸取新成员。
另外，报告还建议，对行业工会的工作进行专门的调查，使相应机构的各阶层领导发生决定性改变，要制定新的规章制度，使行业工会的职能的根本转变与新的政治方针协调一致。重新审查人民警察的各级官员及警察力量的组织和部署，用包括装甲车在内的现代化武器、现代通讯设备装备警察。同时还要建立一支机动部队——人员从目前的警察部队官兵中抽调，警察队伍要有充分的准备和足够的力量以便在没有苏军援助的情况下维持共和国的秩序和和平；把现有的全体东德军队改组成国家防卫部队，驻扎在西德军队部署的沿线。报告特别提及：“委托驻德苏军指挥部改进苏军部署，牢记6月17日的事件的教训，特别是要在柏林驻扎必要数量的坦克部队。”
6月21日，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了第14次全体会议。会议对刚刚过去的事件进行了初步分析和总结。在所发表的《关于目前的局势与党今后的任务》的公报中，检讨了党工作中犯的错误，公开宣布，在危机之中“假使工人群众不了解党的话，责任在于党，而不是工人。”公报表示要转变党与工人之间的关系，要求区别对待真正的煽动分子和受骗上当的正直工人。最后，公报提出了具体的整改措施，包括增加社会福利，减少对重工业的投资，增建新住宅，增加民用电力的分配等等。 稍后，苏共中央政治局根据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关于目前状况的说明以及党的根本任务的说明，于6月21日通过决议，“将提供帮助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状况恢复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同时，针对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决定采取紧急措施迅速增加人民的物品供应，苏联政府立即提供对所需物品的援助
苏共中央政治局决议紧接着对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表示了不满：“在我们当中有这样的印象，关于最近的事态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机构当中仍存在不断的迷惑。恢复目前状况的实际工作一直只是以非常缓慢的速度进行着。国家机构和党组织的作用在许多方面被削弱。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工会发现他们自己处在其他人的控制之下，并且对党希望采取什么措施以便夺回对工会的控制仍旧一无所知。这需要采取严肃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措施。在我们的观点看来，你们必须在领导机构中结束任何迷惑，为巩固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而选定一些措施，必须在国家的控制之下促使获取群众信任的实现。”
从上述文件的口吻中不难感到，作为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的乌布利希，地位岌岌可危。他在政治局内受到严厉的批评。如果不是6月28日苏共最高领导层发生巨大变动，对乌布利希持否定态度的贝利亚突然被捕，乌布利希的下台应当是顺理成章的。
7月24—26日，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了第15次全会，讨论民主德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比例问题，通过了《党的新方针和任务》的决议。新方针主要是“在下一阶段认真改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状况和经济关系，并在这个基础上显著提高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决议提出将增加食品工业、民用工业和轻工业生产，减少重工业生产，发挥私营工商业的积极性，增进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全会选举了新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总书记一职改为第一书记，乌布利希改任第一书记。原司法部长、国家保安部部长和《新德意志报》主编等人被指控与贝利亚秘密勾结并妄图计划在民主德国“复辟资本主义”，从而失去了党内的一切职务。但贝利亚所倡导的“新方针”经济部分的主要内容却仍然得到贯彻和执行。
随着新方针的贯彻，民主德国的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起色。原计划增长13％的重工业，年增长只有5.5％—6％，轻工业原计划增长7.1％，而实际增长了10％。1953年民主德国的总购买力提高了20亿马克。苏联也给予了民主德国一定的帮助。1953年8月，双方签署了停止战争赔偿的议定书，仅此一项就减轻了民主德国大约25亿美元的负担。苏联还同意把33座德国大型企业无偿移交给民主德国，规定提供给苏军的占领费用不超过民主德国预算的5％。同时苏联向民主德国贷款4.85亿卢布。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苏联释放了5500多名德国战俘，及时为民主德国输送了它所缺乏的劳动力。
民主德国的6月事件在东欧国家中也产生了极大震动。各国纷纷调整政策，出台了一些新的措施，避免造成社会矛盾激化。6月22日，阿尔巴尼亚政府取消了农民从1949到1952年累计的债务。在匈牙利，6月21日，在共产党官方报纸的一篇社论批评党和工会的领导“没有充分注意到工人们的正当要求”。6月24日，匈牙利政府放宽了谷物收集办法的限制。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拉科西被召到莫斯科，苏联领导人要求他在匈牙利尽快实行党政分开，并为此做出人事调整。拉科西在7月初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由纳吉接任。纳吉宣布将减缓重工业发展速度，加速轻工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罗马尼亚政府在8月中旬也宣布实行“新方针”，停建一批大型工业项目，鼓励发展私人零售业。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也出台一些相应举措，对经济发展中的某些偏差予以纠正。
当然，1955年初苏联党内的斗争再次影响了民主德国和东欧国家的改革步伐。随着马林科夫辞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和苏联报刊批评改变投资重点、加快轻工业发展的做法“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重提优先发展重工业，苏联倡导的“新方针”及其实践，很快退出了政治舞台。民主德国等东欧国家也随后对“新方针”叫停了。
思考题：
1.引发1953年东柏林事件的原因有哪些？
2.斯大林逝世后，苏联领导层对德国问题有哪些新的看法和主张？这些看法和主张怎样影响到东柏林事件的发生？
3.在你看来，苏联对东柏林事件的处理是否得当？为什么？
参考书目：
1.马细谱主编：《战后东欧——改革与危机》，中国劳动出版社，1991年。
2.刘同舜，姚椿龄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53）》，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3.（俄）谢尔戈·贝利亚：《我的父亲贝利亚》，成都科技翻译研究会译，群众出版社，2001年。
4.Christian Ostermann，The United States, The East German Uprising of 1953, and the Limits of Rollback，CWIHP Working Paper，No.11，1994.
引自
苏联对东德的占领与东柏林事件
吴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九、儿子媳妇冷战婆婆怎么办？
儿子与儿媳妇吵架，婆婆应该置身事外。虽然你是爱你的儿子的，但毕竟儿子媳妇是一家人，他们今天吵架，说不定明天就和解了。而你如果插手的话，说不定反而落得里外不是人。所以，特别是在气头上，你不要管，也不能管。
事后，你可以分别找二人沟通。帮他们解决隔阂。那时，大家都会感谢你的。
当夫妻之间发生冲突时，聪明的婆婆这样做，媳妇会感激你的。
1、不要只护着自己的孩子
两个人吵架，有时可能是一些琐碎的小事情。如果每次发生争吵，婆婆总是跟你说，他很累在外面工作，你应该少说话。虽然可能没有任何保护儿子的想法，但媳妇很容易误解这一点。她会觉得，我还是要回来照顾小孩呢，听她说话，感觉女人工作不累嘛。
聪明的婆婆会帮助媳妇说话，因为没有一个老人想要孩子之间关系不好，他的儿子也不会对他的母亲怀恨，但是媳妇会感感谢激你的。此外，婆婆和儿媳都是女性，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个时候，你多说儿子一顿，这是最好的结果。
2、不要盲目劝着他俩和好
有时候，两个人吵架，这真的是一个问题。这时，明智的婆婆不会盲目说服你，而是会给你一个相互交流和敞开心说话的机会，这对两人的感情很有帮助。
我朋友小刘说，她的婆婆会马上出来制止每一次争吵。会特别的凶，有什么话要说，有什么事要争吵。然后吵着他的儿子，你不会少说两个字吧，你给我出去。对她说，男的就是这样，不要和他们争论。虽然战争结束了，她还是很沮丧。每次吵架，都不能出声。没有人是对还是错，没有时间交流。丈夫也不知道他做错了什么，以后还是这样，不会改的。
3、谁有理，就帮着谁
虽然家不是一个说理的地方，但是当两人吵架时，也是需要说出来的。如果这显然是丈夫的问题，婆婆还要求媳妇理解和忍受，这只会让两人更加吵闹和激烈。我的朋友说她家的老人很有道理。有一次，丈夫度假回来，吃晚饭，和几个朋友打牌，直到凌晨1点多才回家。婆婆关上门不让丈夫进门，婆婆还说，她丈夫醒来时应该睡在沙发上，而且不允许他这么晚才回家。这样的婆婆就很好了，知道应该怎么做。
婆婆们，你们都知道了吧，以后要学着这么做。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家庭能够很和谐，不想要吵闹的家。多心疼你的儿媳一点，把她当成自己的孩子，这样一来，你的儿媳都会感谢你，也会对你好，对你的儿子好，一直的开心下去。
十、冷战期间双方父母怎么相处？
冷战期间双方父母应该撮合，解决问题，不要把事情扩大化，毕竟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事。